仰望~

        好久不看《书屋》了，只是偶尔想起来帮爸爸买一本，还总是忘了带回家。里面的文章质量也比较参差不齐，尤其是某些理论性的文章，有时候逻辑混乱得让我看不下去（当然也有可能不是它的逻辑问题而是我个人偏好问题）。那天上课的时候觉得无聊，就把新买的一本随手翻了一翻，看到一篇写吴宓的文章，最后几段转引他在文革中的际遇，读后不禁嗟叹，心情很沉重，还是决定回头去听老师的blabla。
        不是说没有见过类似的记述；在还没有现在这样严重的political phobia和political repulsion之前曾经好多次对着电脑上、书上某些文字（文革或非文革的）愤懑、痛苦，甚至会失声而哭；一遍遍地问自己，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会丑陋到这种地步？为什么有的时候世界会绝望到这种地步？没有切肤之痛尚且如此，当事人又当如何？感到自己的无力后只能选择避开。于是有些东西慢慢地概念化了、抽象化了，变成了一个简简单单的“噢，我知道”。
        其实想来这句话好久以来都被我滥用了。很多东西我并不知道多少；有些东西或许知道一点，但那又如何？很多所谓“知道”本来就没有多少分量，最后只成为了一种带有炫示性质的符号。不过怎么说呢，每个人的精神能承受起的分量总是有限的，所谓“知道”也是情感成本很低的一种体验方式吧；对什么都太有“参与感”，到最后或许精神再坚强的人也会崩溃的。当然，我根本没有什么坚强的精神，也没有什么广博的见闻，于是也算是两相合宜了。
        但是每次再看到这类文字，还会觉得有像伤疤被揭开的感觉；或者说像是强迫我再去用文字激起的想像力去“体验”一下我“知道”的事。好吧，说实话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管什么因果逻辑、阴谋论、心理分析、宏观效应etc.，都没有办法盖过某些时刻依旧如此无力的感觉，当我用个体生命感受另一个个体生命的际遇的时候。

“《吴宓的最后岁月》一文叙述了其中一些细节：
        「吴宓被关入黑房，昼夜审讯斗争，黑房外有红卫兵把守。吴宓关在黑暗水房久了，全身脏痒难受，只好向把守的红卫兵请求洗个澡。红小将回答说：你这个老反革命想洗澡，这容易，我来侍候你。一会儿另一个红小将提一桶凉水来，两人合手合脚扒光他的衣服，把他从床上拉下来，站在泥水地上，高的一个拎着吴宓胳膊，另一个挥动刷大字报的毛刷，把凉水用搪瓷盆浇在吴宓身上，然后用刷打吴宓。那是寒冬的初春季节，凉水冻入心扉，吴宓浑身发抖，接着毛刷在他身上乱刷，直到吴宓跪下磕头求饶哭叫，红小将才将整桶凉水从头淋下来，说是为他「提壶灌顶」。吴宓哭着说红小将整他，红小将说这不是整，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、鼻子一样样割下来。他们问吴宓是不是想挨整，吴宓只好磕头求饶，并向红小将致谢，这才保住了耳鼻。
        有一次吴宓躺在床上想绝食求死，红小将骂他，「绝食是向造反派、向文化大革命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……。」于是，叫来几个男女红卫兵，把吴宓按在床上，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处塞一根胶管，然后灌入一大碗厨房丢弃的潲水，里面饭菜混合，把他的胃填得鼓胀、秽臭不堪，熏得他脑酸泪流、痛苦难当。红小将告诉他，这叫做鼻饲。经过四天「鼻饲「，吴宓是求生不能、求死不得，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钱去买饭菜吃，红卫兵们才停止了这种惨无人道的「鼻饲」……。」
        吴宓在文革中不断受到这惨无人道的摧残以至足髌目盲，最后被遣送回陕西老家……。人们听到，这位留下逾千万文字精神遗产的一代国学和西洋文学大师，离世前满怀悲愤和撕心裂肺的呼喊：
        「给我水喝！我要吃饭！我是吴宓教授！」”

        可怜，可怜的吴宓，可怜的红卫兵们，可怜的我自己。
        当时合上书重新去听老师blabla的时候，我只是在想，如果我是吴宓，我最后一定要沉默而死。但愿我能够。就是这样。